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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澳门金沙娱乐游戏  作者:幸福的城堡   发表时间:2019年03月17日 21:12

澳门金沙娱乐游戏  原标题:蓝营在台南拿到20年来最好成绩谢龙介:翻转已开始  台南市第二选区“立委”补选揭晓,国民党候选人谢龙介败选后,市议员洪玉凤(左)抱着谢龙介(右)痛哭。(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  中国台湾网3月17日讯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台南市“立委”补选国民党候选人谢龙介在14个行政区拿下59194票,以3664票的微幅差距败给民进党的郭国文,但已经是国民党在台南近20年来难得的表现,对于明年是否参选“立委”,谢龙介表示,不一定有位置才能做事,他会继续帮农渔民找通路。  谢龙介说,这些得票是选民投出来的,他不会辜负每一张选票的期待,会更加倍努力继续帮农渔民找通路,既然已经了解他们的问题,就不能置之度外,未来也会透过党团向台当局反映,不要再有口水,要解决问题。  对于2020是否参选“立委”,谢龙介并未正面答复,仅说不一定要有位置才能做事,但会继续努力,而且政党会轮替才是民主,做不好就换下来,“蓝营在第二选区原本只有18%的支持率,这次因为有‘韩流’来,有更多人站出来听我们的理念、看我们的做事,才会有这样的成绩”,选举4年一次,民众当裁判,有比较对象的时候,就会思考做出选择。  谢龙介提到,国民党的机制在这次选举会定位为气势的分水岭,选举没那么容易,未来经济发展、台湾要走到哪一步,民众的心是很冷静、很清楚的,吴敦义也打电话来勉励他,能选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还是很感谢乡亲这么大的温暖、力量,这个票数20多年来国民党没有想过,翻转已经从此刻开始。(中国台湾网贾若澜)责任编辑:王亚南获赞"最帅外卖小哥"!

河北华林集团董事长等人被批捕

  日前,南京市建委对《南京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规定》进行了解读。据了解,去年,南京全市完成了“5%建成区面积达到海绵城市”的建设目标,今年这一目标将达到10%。到2020年,全市建成区20%以上的面积将实现海绵化成效。目前,南京正在推进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和丁家庄保障房两个试点片区的海绵试点项目建设。  (本文来自于界面)责任编辑:杨群金正恩访问朝鲜驻越大使馆

美国84岁老人深情下跪向老伴求婚

澳门金沙娱乐游戏  原标题:“黄背心”示威第18周:抗议者上街打砸烧,怒斥全法辩论都是空话2019年3月16日,法国巴黎爆发第18轮“黄背心”运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3月16日,进入第18周的“黄背心”示威活动暴力升级,抗议者走上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向沿街商铺投掷石块,场面较前几周更为混乱。  警方动用了催泪瓦斯与高压水枪,但未能成功驱散抗议人群。激动的抗议者在街上点火搭建路障,并对着凯旋门周边警察投掷石块。  抗议者的打砸目标主要是沿街的奢侈品牌店铺,雨果博斯(HugoBoss)、鳄鱼(Lacoste)等品牌门店均未幸免,窗户统统被砸碎,店内人体模特被扔出窗外。抗议者也砸毁并点燃了政客名流常常做客的知名餐厅Fouquet’s,同时被点燃的还有一家银行、两处报刊亭与凯卓(Kenzo)门店外的一部车辆,大街周围可见多处火光。  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表示,16日约有7000至8000名抗议者走上巴黎街头,其中1500人行为极度暴力,在街上打砸破坏。卡斯塔内要求警方坚定回应这些“不可接受”的行径,并谴责“寻求暴力、在巴黎制造混乱”的抗议者。  抗议者此前曾表示,将在“黄背心”示威活动开展四个月之际升级抗议规模。“黄背心”示威潮始于去年11月17日,以总统马克龙提出上调“燃油税”为导火索,随后演变为反对政府政策向富人倾斜的抗议活动。  上周六,法国上下共有约2.8万人参与了示威活动,是11月的十分之一。但16日,抗议者再次从四面八方赶赴巴黎,向马克龙发出“最后通牒”。当天共部署了超过5000名警察及多辆武装警车,多处地铁站被关闭。巴黎警方向美联社表示,截止16日下午,共有82人被捕。  此前,马克龙曾公布了一项100亿欧元的工资增长及税收减免方案,但未能平息“黄背心”抗议者的怒火。1月,马克龙呼吁举行全国大辩论,并在随后前往法国多地聆听市民意见,但抗议者认为过去两个月的辩论全是空话,马克龙只是为了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造势。  律师及抗议者弗朗西斯·布洛(FrancoisBoulo)向Europe-1电台表示,“参与这场辩论的基本都是退休人士和上层中产阶级,即马克龙的选民,哪怕我们知道这场全国大辩论的焦点本该是‘黄背心’危机。”点击进入专题:法国“黄背心”抗议活动近4个月冲突仍在责任编辑:张申

  原标题:事实揭露美国人权宣示的虚伪性(国际论坛)  3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18年国别人权报告》,再次以人权“代言人”自居,对19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评头论足、抹黑污蔑,唯独不提本国人权状况,似乎美国的人权完美无缺。然而,事实和数据却明明白白地揭示出美国人权宣示的表里不一。  美国号称珍视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但数据表明,美国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2018年美国共发生涉枪案件57103件,导致14717人死亡、28172人受伤,其中未成年人死伤3502人。芝加哥市被称为全美“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之一,近年来每年都有几百人被谋杀,仅在2018年8月4日和5日两日,该市就有74人遭枪击,其中12人死亡。《赫芬顿邮报》发表的文章指出,通过对美国联邦发布的2000—2016年枪支致死数据分析发现,枪支暴力导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缩短近2.5岁,其中非洲裔预期寿命缩短4.14岁。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18年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14年以来,美国因吸毒致死人数年均增加16%,2017年因吸毒死亡的人数超过7万人,平均每天约有200人因吸毒过量死亡。《今日美国报》网站2018年12月18日报道,自1999年以来,美国的自杀率上升了33%。2017年美国自杀人数超过4.7万。  美国号称是表达自由之国,但对言论的管制和对新闻媒体的打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美国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在分析了466所美国顶级学院和大学保护言论自由的书面政策后指出,89.7%的美国大学实行了限制学生和教职工言论的政策。在11个州中,至少有一半的大学在“明显和实质性地”限制言论自由方面被评为最差等级。《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网站报道,2017年,美国共逮捕记者34人次,其中29人是因抗议被捕,9人被控重罪;44名记者遭到人身攻击。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5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没有做到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  美国号称是民主政治的“楷模”,但统计数据和事实却揭示出其光鲜外衣下“金钱操控”的政治本质。美国政治响应中心指出,2018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中期选举,共花费52亿美元,比2014年增加35%。《今日美国报》网站报道,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候选人竞选委员会以外的外部团体花费了13亿多美元以及9800万美元的“黑钱”,创造了新的纪录。英国《卫报》网站2018年8月7日报道,公众普遍认为美国选举是腐败的,国会议员被企业、富人和特殊利益集团俘获。赢得一个参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为1940万美元。赢得一个众议院席位平均至少要花费150万美元。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2018年5月发布报告指出,美国内阁成员的财富总额达43亿美元,政府已经成为富豪的代言人。  美国号称要平等维护每个人的尊严,但调查数据和揭露出的惊人事实却显示,美国妇女和儿童的尊严受到长期系统性践踏。非营利组织“停止街头骚扰”发起的在线调查显示,美国81%的女性在一生中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今日美国报》发起的演艺界全行业调查显示,94%的受访女性表示在职业生涯中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或性侵犯。盖洛普咨询公司网站2018年11月的报道称,担心自己受到性侵害的美国女性比例已上升至36%,创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宾夕法尼亚州300多名天主教牧师在过去70年对大量儿童实施性虐待,教会高层一直设法掩盖。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受害者超过1000人。据《福特沃兹—星电讯报》报道,跨40个州的168名教堂负责人被指控对儿童实施性犯罪,至少45名被指控者仍在担任宗教职务。非营利组织“青年真理”发布的报告显示,近40%的初中生和27%的高中生表示曾经遭受欺凌。  美国号称各种族平等,但历年的数据却显示美国的种族歧视、种族暴力愈演愈烈,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美国共发生7175起仇恨犯罪案件,同比增加约17%,其中约60%的犯罪涉种族歧视,近50%的受害者是非洲裔。《华盛顿邮报》网站报道,近10年美国大城市杀人案相关统计显示,杀死白人的犯罪嫌疑人被捕的可能性为63%,而杀死非洲裔美国人的嫌疑人被逮捕的可能性却仅为47%。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调查显示,认为种族歧视是当今社会严重问题的非洲裔美国人由8年前的44%上升到了81%。  美国口口声声说要促进世界各国的人权保障,实际却奉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美国不仅背信弃义,悍然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还拒不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等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  不断披露的客观事实和统计数据表明,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表里各异,奉行双重标准,将人权作为污蔑、攻击他国的工具,实际维护的是美国特权阶层的“资本利益”,这充分暴露了美国人权宣示的虚伪性。(作者为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点击进入专题:小浪早读湖南责任编辑:张申

  IT之家3月17日消息 据CNET报道,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周五表示,已经取消大约十年前对高通下达的禁令。  日本监管机构的这一决定意味着,高通将在这场历时近10年的官司中取得胜利。日本官员表示,这是自2012年以来首次撤销禁令。  2009年9月,日本表示,经调查发现,高通在涉及贸易行为时违反了该国的反垄断法。日本方面表示,高通公司强迫日本的手机制造商(如索尼等)签署合同,阻止这些厂商主张自己的知识产权。  2010年,东京高等法院决定,在诉讼程序期间中止执行这项禁止令。在9年的时间里,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就此案举行了37次单独的听证会,最终宣布高通没有违反反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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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中国公民在荷兰“大麻店”吸食软性毒品外交部:好奇害死猫!  [中国公民在荷兰“大麻店”吸食软性毒品外交部:好奇害死猫!]据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领事之声近年来,部分旅荷中国公民为满足好奇心,在所谓的“大麻店”(Coffeeshop)吸食“大麻蛋糕”“迷幻蘑菇”等软性毒品,导致精神恍惚,行为失控,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驻荷兰大使馆提醒,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责任编辑:张申

  原标题:魏传忠落马:爱好书法,退而不休,常年活跃于质检系统  魏传忠常年工作在质检系统,担任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长达七年时间。图/视觉中国  《财经》记者鲁伟黄姝静|文  鲁伟|编辑  全国“打假日”,质检系统的“老虎”反被打。3月15日深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重磅消息,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魏传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魏传忠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今年1月底,1月21日,首期质量链管理员培训班在广州举行,魏传忠以中国检验检疫学会会长身份讲话。魏传忠2014年从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职位上离任,但这位质检系统的“老人”并未就此离开行业,由质检总局主管的中国检验检疫学会成为他仍活跃于质检系统的主要平台。  截至《财经》记者发稿,魏传忠的名字仍出现在中国检验检疫学会官网“领导”一栏,魏传忠还在多所名校拥有荣誉职位,但在“出事”后,很多高校立即删去了魏传忠的名字。  魏传忠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中国质检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曾举办过多次个人书法展。一位参加过魏传忠书法展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魏传忠有一次在北京的书法展,吸引了数千人参观。  目前并不清楚魏传忠究竟因何被查。有质检系统的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魏传忠担任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时,曾分管通关、动植物检验检疫、产品质量监督等部门,“他任副局长时权力很大,求他办事的人很多,即使退休仍在质检系统拥有较大的话语权,稍微不注意就可能被‘腐蚀’。”  魏传忠落马之前,质检系统已有多名干部被查。2016年1月,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杨刚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刑12年。有关部门查明,杨刚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产品经销、获取开发项目、工作调动、职务升迁等方面提供帮助。杨刚被判前不久,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有多达7名司局级干部、5名处级干部被查。  退而不休的“雅官”  公开资料显示,魏传忠生于1954年,山东阳谷人。1977年参加工作后,魏传忠有将近30年时间在质检系统工作。  1977年,魏传忠从山东农业大学林业专业毕业后进入山东省聊城地区林业局工作,一直到1995年,魏传忠都在聊城地区工作,历任聊城地委办公室秘书、聊城地区结核病防治院副书记、聊城商检局副局长等职;1995年至1998年,魏传忠任国家商检局办公室主任,1998年至2000年,任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办公室主任。  2000年,魏传忠“空降”北京任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仅5个月后即升任局长。7年后的2007年,魏传忠升任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成为省部级官员,后于2014年7月退休。  前述参加过魏传忠书法展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在魏传忠不断升迁的仕途中,书法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喜欢以书会友,早年在聊城就因为字写得好获得有关领导赏识,调到北京工作后,书法仍是他‘社交’的一种重要方式。”  前述质检系统的知情人士则表示,魏传忠在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任副局长七年间,并没有留下让其印象深刻的一些“功”或者“过”。  2014年7月,魏传忠从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离任,但并未就此远离质检系统,他在中国检验检疫学会会长的身份保留至今。  中国检验检测学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注册、质检总局主管的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并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组织,2013年11月11日在北京成立。学会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首批授权制定团体标准的试点单位,是全国艺术品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先后发起成立了“全球农产品食品检验联盟”、“中国检验检测创新联合体”,下设“检疫处理专委会”、“卫生检验与检疫专委会”、“艺术品鉴证专委会”、“光伏绿色生态合作专委会”、“产品质量追溯专委会”、“质量诚信建设委员会”、“艺术品产业诚信发展委员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等十多个分支机构。  据《财经》记者了解,魏传忠2014年还担任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时,即兼任中国检验检疫学会会长,从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离任后,魏传忠以中国检验检疫学会会长活跃于质检系统。  在担任中国检验检疫学会学长期间,魏传忠大力推动艺术品鉴证质量溯源体系的构建。前述质检系统的知情人士表示,这可能与魏传忠本人爱好书法有关。在魏传忠的力推之下,由中国检验检疫学会主持制定的艺术品鉴证质量溯源标准(字画类和陶瓷类)八个标准,已经通过专家审定并印发,填补了艺术品鉴证质量溯源标准的空白,结束了艺术品鉴证长期没有标准的历史。  魏传忠以“雅官”自居。有媒体报道,魏传忠“幼承庭训,苦学颜柳。工作之后,醉心草书,上溯二王,旁及张旭、怀素、米芾、傅山等名家先贤,后形成了自己的鲜明风格,尤以行书、草书见长”。他还出版过《魏传忠书法作品集》、《魏传忠书法》、《荣宝斋书谱——古代部分·怀素·小草千字文》、《国学墨韵——魏传忠书国学名句作品选》丛书。魏传忠书法个人网站  前述参加过魏传忠书法展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魏传忠的一次书法展能吸引数千人来参观,除了知名书法大师、省部级高官,也不乏一些本身并不喜欢书法的企业高管。“办书法展时,魏传忠当时还在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任副局长,不排除一些有求于他的人借机拉近与魏的关系。”这位人士称。  多位司局级干部曾被查,存“以检谋私”现象  2016年1月20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原副局长杨刚受贿1379万获刑12年。法院审理查明, 1998年4月至2012年下半年,杨刚利用其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事厅党组书记、副厅长、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副主席、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产品经销、获取开发项目、工作调动、职务升迁等方面提供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杨刚落马的时间是在2013年底,其时,魏传忠仍在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任上。  两位副局长之外,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近年来还有不少司局级、处级干部被查。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仅在2015年,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就有7名司局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被查处,当年核实反映干部问题线索63件。  《中国纪检监察报》举例称,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原副秘书长杜小平先后以学会挂靠单位或者个人名义,委托其他单位开展职业技能鉴定业务,其间多次收受合作单位资金,违规为他们开展业务提供便利。  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2015年查处多名干部,当年的一个背景是,总局下发《关于质检直属系统纪检监察机构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意见》,要求各单位纪检组(纪委)找准职责定位,加快“三转”步伐,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心任务,把主要工作力量集中到监督执纪问责主业上来。  在2015年那轮反腐风暴中,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时任纪检组长、党组成员王炜表示,质检系统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复杂因素也会缠绕着质检系统的党员干部,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会在系统内反映出来。系统内一些党员干部在修身做人、为官用权、干事创业等方面不严不实,有的人甚至存在纪律松弛、自行其是,以检谋私、贪污腐败等违纪违法行为。  2016年8月,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针对巡视组的巡视整改情况进行通报,多达37个具体问题需整改,通报提到“‘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顶风违纪和腐败问题仍时有发生。”通报还提到,针对“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学会管理不规范”问题,认真落实巡视整改要求,积极与民政部门沟通,加快推进行业学会、协会试点单位与总局机关的脱钩工作,目前已脱钩5个。制定《质检总局进一步加强社团组织财务管理的意见》,开展规范社团组织财务管理暨财务自查自纠活动,加强重点检查和专项审计,防止协学会发生摊派会费、拉赞助、搞创收和涉企乱收费等行为。  “这个行业确实存在以检谋私的现象,尤其是在质检系统基层,以检谋私可能相对更严重一些。”前述质检系统的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称。  2018年3月,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方案提出,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职责,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职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执法职责,商务部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以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公室等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2018年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挂牌。责任编辑:赵明派遣人类定居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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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以赚钱的生意:《流浪地球》背后的电影特效  电影《流浪地球》票房正在向50亿元挺进,中国科幻大片江湖有了自己的标杆,在单片取得成功之时,构成大片电影的重要元素——视觉特效在展示了中国力量之后,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种压力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一产业。  来源:新金融观察记者彭俊勇  “饱和式制作”的成功  3月5日上午,电影《流浪地球》上映一个月的日子。温暖的阳光让刚刚脱下冬装的北京城显示着特有的活力,朝阳区东坝55号七棵树创意产业园内MOREVFX的办公区内,百余名视效艺术家正在忙碌着手头的工作。  艺术家们正在为一部名为《刺杀小说家》的电影进行着后期特效制作。一年之前的这个时候,电影《流浪地球》中引擎发动机和其他众多镜头就出自这里。  作为中国视觉特效产业的重要一员,MOREVFX在《流浪地球》视效制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电影本身总计有2003个特效镜头,创造了中国电影使用视觉特效的新历史,这些特效镜头中,有近40%是由MOREVFX承制。  “几乎每部电影都需要视觉特效的,区别在于运用多少和难易的问题。”谈起专业,MOREVFX《流浪地球》项目Layout指导翟剑显得自信满满,有着五年经验的翟剑已经属于业内“老人”。  曾参加过众多影片视觉特效制作的他告诉新金融观察记者,《流浪地球》是投入精力最多,成果最为满意的一部作品,因此其对电影进行了“三刷”:点映、带家人同看以及公司的集体观影。  大制作科幻电影从来就不是中国电影的强项,此前国产影片中,使用超过1000特效镜头的就已经不多见,2000级别镜头使用且场面如此宏大的目前仅有《流浪地球》一个。  普通观众眼中,山崩地裂,洪水滔天这样大场面自然灾难需要视觉特效来完成;视觉特效师们的眼中,举手投足,眉目传情这样的小场面皆可制做完成。  在《流浪地球》中,MOREVFX承接了800多个镜头,200余名制作人员参与其中,内部制作完成400多个镜头,包括开篇北京地面部分、到达苏拉威西后的地面部分、刘启最后安装火石的部分,以及发动机和坝体等。  MOREVFX公司合伙人视效负责人蔡猛介绍,电影《流浪地球》整体对特效制作要求是比较高的,举个例子:发动机的每一个部件,都要合乎比例,不仅按照比例制作还需要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将庞大的数据组装在一起,并且在渲染时间能够承受的基础上再去追求艺术效果。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项目最后的一个月,为了完成发动机点火核心的33个资产优化和镜头制作,整个公司最核心的制作力量差不多都用上了。  电影中为了完成最后的任务,全世界各地的救援队伍全部出动展开了“饱和式救援”,让无数观影人为之动容,实际制作过程中,电影视觉特效本身经历的就是“饱和式制作”。  作为目前为止中国使用特效镜头最多的科幻大片,为了完成《流浪地球》全部特效,几乎动用了国内所有排名靠前的特效公司。名单包括MOREVFX、橙视觉等,另外还动用了韩国和德国的相关制作公司。  正如郭帆导演在发布会上谈道:“全片总共有2003个特效镜头,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其中的百分之七十五都是由中国的公司制造出来的,对于特效电影,我们缺少经验,所以只能一步一步的去试错,去改正。”  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作为同行也许会为了商业竞争而刀剑相对,至少在此刻,所有中国视觉特效人的梦想是相同的——用最大的努力实现“饱和式”制作,去完成这部国产大片。  离好莱坞还有多远  无论是票房还是口碑,《流浪地球》都取得了成功,中国电影人,中国特效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但有个问题一直挥之不去,那就是我们和好莱坞差在哪里?距离世界一流视觉特效还有多少路要走?观众脑海中的疑问,一直是业内人士思考的重点,而且更专业更系统。和好莱坞的差距在10—15年之间,这是郭帆导演的看法,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业内的共同声音。  “比如说电影《阿凡达》,这是视觉特效领域标杆性的作品,可能观众觉得就在  昨天才刚刚看完,但这是部2009年上映的电影至今已经十年,制作时间要更早一些,现在我们也可以达到它的效果。”蔡猛认为,但是要清楚“很多想法和方式,当年他是开创性的,我们今天则是学习借鉴性的,这就是差距和追赶的方向。”  当整个电影行业在艺术与工业共舞之时,视觉特效同样要接受艺术与工业的双重考验。作为艺术,可以天马行空充满幻想自由飞翔;作为工业则要按照工业的标准来规范化运作。  “要开发新的技术,要考虑制作成本,要追求效益,要培养人才,这样你才能活得好点。”  参加最牛的电影制作,提供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一切看起来都是那样的高大上,其中要解决的问题可能只有自己知道。  MOREVFX《流浪地球》项目灯光组长乔悦介绍:“整个项目对我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每个场景都需要调动上万盏灯光,从前期的整合大场景简化资产,到后期的优化灯光缩短渲染时间,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这个来自天津的90后女生,浑身散发着对电影视觉特效的热爱,能够为国产科幻大片贡献自己的力量,感到骄傲的同时,又深刻了解与好莱坞最牛特效之间的差距。  在一部电影作品中,视觉特效属于幕后工作,但如果以为只是按照导演的要求完成技术工作,那就错了,很多时候特效师们是需要到片场跟随整个作品拍摄流程,并参与到创作中。“我们前期拍摄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跟组的任务,然后在片场去确定这个效果我们做不做得了,如何去做得更好。”  难以赚钱的生意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则是万万不能的,在影视视觉特效领域,砸钱是检验效果的重要标准之一,《流浪地球》同样离不开这条规律。  按照郭帆导演的说法,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找外国团队来做数字特效,所以去了“工业光魔”,但发现太贵了,“比预算贵出六七倍,我们确实做不起,维塔工作室更贵”。于是,国内视觉特效公司在这种情况下顶了上来,并交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对于特效公司来说,能够通过参与电影制作获得直接收益,某种程度上是奢望。“只要能够满足生产成本的需求,我们就义无反顾地接下《流浪地球》这个活,作为从业人员能够参与到中国自己的硬科幻大片中来,也是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和追求。”  蔡猛告诉新金融观察记者,义无反顾,没有考虑太多其他的。  此前,MOREVFX的CEO徐建曾表示,近年来中国本土视效企业的发展速度不可小觑,几年前,中国视效行业超过80%的市场份额都被外资企业拿下,如今本土企业已逐渐占据半壁江山。经过几年时间的增长,2018中国电影市场总规模站在了600亿元的巅峰上,花在特效制作上的资金却是捉襟见肘,这导致整个电影视觉特效产业很难实现盈利和可持续发展。  “按照电影票房来算,可能也就在1%—2%左右,每年10亿元已经是一大关口。”有业内人士估算,《流浪地球》之前,大家并不关心这个领域,也从来没有准确的统计,总体上属于,“靠天吃饭——活多了有钱可赚,活少的话可能就比较艰难。”这从资金紧张贯穿整个《流浪地球》的拍摄始终可见一斑,官方公布的整个电影拍摄花费为3.2亿,能够分配给特效使用的资金则更加有限。而在十年前,《阿凡达》的特效就达到了2亿美元。  在世界范围内,特效公司难以盈利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有统计数字显示,2003—2013年全世界有21间著名的大型特效公司关门或倒闭,但是这段期间最赚钱的50部影片,却有49部和电脑特效息息相关,而且电影的整体票房更是随着特效进步逐年成长,现在几乎已经没有卖座电影不用到大量特效,电影的营收成长却和特效公司的收入脱钩。  新金融观察记者了解,视觉特效在中国作为一个仍属幼年的产业,整个产业主要集中在北京,几家行业代表性公司都在这里。  其中,MOREVFX成立于2007年,创建时间在国内属于较早,是目前中国人自己的体量最大的视觉特效公司,在北京和成拥有制作基地,参与了包括《一出好戏》《悟空传》《绣春刀·修罗战场》《羞羞的铁拳》等众多国产知名影片的视觉制作。  《流浪地球》的另一个国内视觉团队来自橙视觉OrangeVFX,其创始人丁燕来担任了《流浪地球》的视觉总监,该公司建立于2014年,也是目前国内视觉特效领域的重要力量。  此外,在中国视觉特效领域,还有一支较为特殊的力量,那就是由来自美国专业团队在中国创建的BaseFX公司。  其2006年在北京成立后,利用自身联通中美两个市场的优势,承接了大量来自好莱坞的特效制作需求,《太平洋战争》《星球大战7》《美国队长》等好莱坞大片背后都有其视觉特效团队的身影。中国相对低廉的人工成本和较快的技术进步,让中国特效人跟上了好莱坞最新的技术和潮流。  从整个产业来说,目前从事电影视觉特效有两三千人左右,兴趣和爱好可能是大家最大的动力,收入并不是很高,同样是做程序员工作,特效师们的收入与BAT同行们难以相比。  “特效人才需要通过像《流浪地球》这样的作品来锻炼,也需要学校的培养,这方面国内还是有很大提高的空间。”蔡猛介绍。这需要所有关心中国大片人的共同努力。  《流浪地球》打响中国科幻电影第一枪之后,资金、技术、理念、人才,这些困扰中国视觉特效产业发展的瓶颈看到了解决的希望,从业者们希望的则是,脚步能够更快一点。免责声明:自媒体综合提供的内容均源自自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并获许可。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新浪立场。若内容涉及投资建议,仅供参考勿作为投资依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责任编辑:陈永乐

澳门金沙娱乐游戏  原标题:欧盟内部文件:脱欧可延长至7月,但英国需参加5月欧洲大选  随着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主导的脱欧协议第二次在英国下议院遭到否决,原定于3月29日的英国脱欧前景越发不明朗起来。  不过欧盟方面近日泄露的一份文本草案表示欧方愿意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延迟英国脱欧时间,避免无协议脱欧的发生。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16日报道中披露,在这份已经发送给欧盟各成员国使节的内部文本草案中,欧方指出欧盟愿意考虑将英国脱欧的时间点延长至今年7月1日,但前提是英国必须参加今年5月23到26日期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  同时该文件还警告称,如果英国7月1日之后仍然留在欧盟之中而没有任何选举动作,那么欧盟可能会“在不安全的法律背景下运作”。据悉,欧盟领导人将在下周举行的峰会上正式探讨脱欧延后问题,而目前各成员国就延后的条件与时间长短仍然存在分歧。  据《金融时报》16日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本周表示如果英国不想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就必须在5月22日之前脱欧。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则表示他将向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建议给予英国更长的时间考虑其脱欧方案。  此前,据新华社3月15日报道,英国议会下院经过辩论,最终以412票支持、20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政府动议。根据该动议,若议会下院在本月20日前通过一份“脱欧”协议,英国政府将与欧盟协商,寻求将“脱欧”最终期限由目前的本月29日推迟至6月30日;否则英国政府仍将与欧盟协商推迟“脱欧”事宜,但“脱欧”最终期限将取决于欧盟的决定。  特雷莎?梅在投票前警告,若第二种情况出现,“脱欧”被推迟的时间可能“远超3个月”。在这之前,今年1月15日和3月12日,英国议会下院已经两次投票否决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点击进入专题:英国将对脱欧再表决欧盟:拿新提议周末可加班谈责任编辑:王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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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学生今日返校正常上课  新京报快讯据成都市温江区政府新闻办微博消息,3月17日下午,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学生陆续返校,校警、教师站在大门口维持秩序。校方表示,从今晚起,七中实验学校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都将正常上课。延伸阅读调查结果公布成都召开“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品安全问题”新闻发布会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品事件调查:有家长卧底食堂?成都一小学曝食材发霉官方:家长到学校卧底不实成都七中实验学校校长已被解聘责令重组董事会官方:流传食材照片系家长阻止装车拆袋照相所得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粉条检测不合格另17样品没问题成都七中实验学校三家长涉寻衅滋事罪被警方调查此前各方行动国务院领导批示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品安全事件官方:今年学校食品中毒事件要控制在万分之二以内成都食安问题续:四川两级教育部门下发紧急通知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材被指发霉市长主持专题会成都七中实验学校致歉: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成都一学校食堂因食品质量遭投诉相关部门调查媒体评论人民日报:校园食品安全稍有差池就让人心惊肉跳媒体评小学食堂风波:在众声喧哗中倾听科学的声音媒体:一句“食材符合安全标准”安抚不了家长的心建议校长成为“试毒者”每天试吃学生餐成都七中事件:川人从未负国国人怎敢负川?责任编辑:王亚南吃聪明药等于吸毒  2017年12月15日,两位房地产经纪人来到靠近多伦多北边的一所占地开阔的现代化住宅。这里位于老殖民地路50号,面积有1115平方米,前不久刚刚登记出售,要价略低于700万加元(约合3530万元)。跟他们同行的还有一对夫妇,他们正在考虑买下这所大房子。  整套房子有五间卧室、九个卫生间、一个健身房、一个桑拿房,还有一处网球场,地下车库可停六辆车。在这条两边都是豪宅的大街上,这一套是其中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房子之一。  房子的卖家是75岁的制药业亿万富翁巴里·谢尔曼(BarrySherman)和他的妻子、70岁的哈尼(Honey)。他们两人已经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不过,当时他们正准备在离市中心近些的地方再造一所房子。巴里·谢尔曼和他的妻子哈尼  经纪人原以为谢尔曼夫妇当天是不在家的。当时是10点左右,一名管家正在做每三天一次的清洁工作,另一位妇女在给植物浇水。他们从房子入口处的六角形门厅开始看房,天花板上悬挂着枝形吊灯,地面铺着黑色瓷砖。厨房很宽敞,从水槽上方宽大的温室窗透进的自然光洒满了整个空间。  在地下室里,谢尔曼的经纪人还有些更不寻常的东西要让客人看:那是一个小型健身泳池和一个热水浴缸,在冬季会一直延续到来年4月份的多伦多,这些设施非常有用。  这个泳池位于房子的后部,在一个下沉式车库旁边,从地下室其他位置到这里要通过一条细长的走廊。一位经纪人先进去了,结果发现了谢尔曼夫妇——只见巴里和哈尼这对结婚已经40多年的夫妇并排倒在地板上,两人的脖子被男士皮带拴在金属围栏上。  围栏大约90厘米高,绕着泳池的一端。巴里身材魁梧,头上有一圈卷曲而稀疏的灰褐色头发。他当时的姿势是坐着,两腿向前伸出,在脚踝处交叉。金发的哈尼留着波波头,有一副运动员般的身材。她的姿势是侧身瘫倒在地上,脸上像是被撞击过。  两个人手臂向后反伸,被从肩膀上拉下来的外套别住。两个人都面背着泳池,衣衫完整,除了巴里的裤子(拴他们的皮带其中一条似乎是从巴里的裤子上取下来的)。当时没法看出两人已经死了多久。12月15日,警方进入谢尔曼家  没过几个小时,这起死亡案就成了加拿大最轰动的新闻。巴里·谢尔曼是Apotex公司董事长,这是一家私人持股的仿制药企业,由谢尔曼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创办。现在它是加拿大最主要的药品生产商,加拿大人每五张处方里就有一张是该公司的药;它也是加拿大少有的从未被外国竞争对手兼并过的大型制药公司。巴里·谢尔曼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的统计,到谢尔曼去世时,他的个人财富价值36亿美元(约合242亿元),在加拿大富豪榜上排在第十八位;同时,他和哈尼还是加拿大最慷慨的慈善家,一直支持文化教育机构和反贫困组织,而且,尽管巴里公开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他们也会对犹太人事业慷慨解囊。  加拿大上层社会圈子很小,每个人对谢尔曼夫妇都很熟悉,尤其因为他们积极捐款支持正在执政的自由党。谢尔曼夫妇被发现死亡一周后举行了追悼仪式,有6000人参加,其中包括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Trudeau)。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出席舍曼夫妇的追悼会  众人对他们的一篇篇悼词里充满了深情的回忆,也带着一种震惊和不解。正如多伦多市长约翰·托里(JohnTory)所说,谁会想杀害这两位“拥有无限慈爱精神”的人呢?一对置身社会顶层、凭借巨大财富而拥有极大安全感和信心的夫妇,何至于最终遭遇如此可怕的结局?  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了,在这期间调查此案的人员(包括警察以及谢尔曼夫妇的四位成年子女聘请的私家侦探)发现,这起犯罪案里有一连串相互矛盾的地方。  警方没有发现任何破门而入的迹象,而且,谢尔曼夫妇被杀害的方式像是非常熟悉甚至亲密的人所为。对于两人的直接死因,官方表述是“颈部捆束压迫”,也就是被绳索或带子勒颈窒息,这是一种非常痛苦、惊悚的致死方式,表明下手的人非常希望看到他们遭受痛苦。  还有一点就是,现场很整齐,看得出凶手非常专业。由于没有任何具体信息,谢尔曼夫妇的朋友和同事中间传出了五花八门的推理,对罪魁祸首作出了各种猜测,包括制药业的竞争对手、心怀不满的前员工,甚至俄罗斯-以色列黑帮等。  从有关这起死亡案的第一批报道起,我就对它产生了极大关注。我在多伦多长大,作为当地犹太社区的一员我感到很自豪,虽然这跟宗教无关。谢尔曼夫妇以及他们的影响力到处都能感受到;那里似乎每一家博物馆、社区中心或大学校园里,都能看到以他们或者Apotex公司的名字命名的场所。他们的儿子乔纳森和我就读的是同一所高中,我们大概相差一个年级,我们的父母相互也非常熟悉。巴里·谢尔曼的儿子乔纳森·谢尔曼  我父亲名字也叫巴里,上世纪90年代曾在议会任过一届自由党议员,他参选时曾得到Apotex的捐助。后来,我父母在慈善和社交活动中跟谢尔曼夫妇有过数次交往。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愿写有关这起死亡案的事,毕竟关系太近可能会带来不便。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案子还是没有任何头绪,事情已变得无法忽视,于是我订了张机票前往多伦多。  我原本以为,写作有关巴里·谢尔曼生活的故事,涉及的都是我已经了解的世界。而且,一方面,他是加拿大政界和商界的成功人士,处在社会顶层的舒适位置——这个社会的国际声誉至少大部分是来自其充分的可预见性;与此同时,他游走在由董事会和社交舞会构成的刻板生活与一些不那么体面的角落之间,金钱经由他在这之间流动。对于谢尔曼来说,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边界可能多变到令他吃惊。有些时候,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边界。  一位亿万富翁的发家史  谢尔曼大约1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父亲赫伯特把他领到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工厂,让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数拉链,每20个装一盒。谢尔曼后来在一本从未出版过的自传里写到,他数完之后,父亲“看到我装了那么多盒拉链感到很吃惊,很明显,我干的活比他雇的任何一名工人在同样时间里干的都多。”谢尔曼回忆说,当他父亲开始检查那些拉链盒的时候,“我感觉受到了极大侮辱,因为他这是怀疑我数得不准确。”  他最早接触制药业是有几次暑假打工的时候,给舅舅路易斯·温特(LouisWinter)的公司开车。温特当时经营一家医药实验室和一家叫EmpireLaboratories的仿制药经销公司。很多时候谢尔曼的任务是上门收取做怀孕测试的尿样。  后来,他到麻省理工学院(MIT)继续读了一个工程方面的博士课程。在那期间,他听说了舅舅突然去世的消息。读完博士后,谢尔曼相信自己能把舅舅的公司很好地经营下去,于是就把它买了下来。  开始学药品制造的时候,他遇到了哈尼并跟她结了婚。哈尼的父母是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她出生在一个难民营,很小的时候随家人移民到加拿大。  谢尔曼在舅舅以前的公司经营了五年之后,决定卖掉它。卖公司的钱成了他创办Apotex的种子资金。  仿制药行业的观念非常明了:如果能生产出与某种原研专利药化学成分相同、但价格更便宜的替代品,就应该让病人们用上它。不过,仿制药行业的产品经过很长一段时期才被人们广泛接受。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仿制药一直受到严格监管,为保护专利持有人免受竞争冲击,市场上只有一小部分药品允许仿制。  1984年,随着美国国会通过《哈奇-韦克斯曼法案》(Hatch-WaxmanAct),美国市场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该法案允许仿制药企业在原研药专利到期前,在法庭上对专利发起挑战;如果挑战成功,仿制药企业可以独家享有一段盈利可观的仿制药销售期。  谢尔曼急切地想在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药品市场上分得一杯羹,他利用一种在同事们看来非常神奇的技巧,找出原研药专利的薄弱之处,成为最积极地利用这一新法案的人士之一。  Apotex是第一批生产齐多夫定(AZT)仿制药的企业之一,齐多夫定是最早的具有广泛效力的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药物。后来,Apotex又迅速向市场推出了抗抑郁畅销药百忧解(Prozac)的仿制药。  到90年代中期,谢尔曼已是加拿大最有名的商人之一,2000年他首次登上《福布斯》富豪榜。他的妻子哈尼有很多富有爱心的朋友。虽然他经常跟哈尼一起出现在慈善晚会上,但他本人的社交技巧却很有限。他几乎很难跟人聊天,而且他是个十足的工作狂,甚至疯狂到无趣的地步。  每到冬季,谢尔曼夫妇会带孩子们到滑雪俱乐部度周末,但每到这种时候,通常他都会呆在雪场的小木屋里,伏身处理一厚沓文件。他的家人都生活得很好,谢尔曼不时还会私下里给遇到财务困难的Apotex员工开支票。但他自己几乎从不花钱,他的车都是一直用到快散架了才换,包括一台咯咯作响的福特“野马”跑车,有位朋友担心,这台车搞不好会有一氧化碳泄漏到后排座椅。  从一定程度上讲,仿制药行业是个零和游戏,有些竞争对手公司的人私下里会用非常粗俗的话描绘谢尔曼。而被他仿制的那些原研药的制药商们对他则态度不一,有的人勉强忍受,有的人气愤无比。  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MyersSquibb)一位管理人士曾回忆说,有一次在与谢尔曼发生激烈交锋时,他非常期待轮到自己发言的机会,就像一名歌剧演员在等待轮到自己的唱段。  据两位知情人士回忆,90年代的某个时期,德国拜耳公司(Bayer)认为谢尔曼侵犯了他们的专利权,于是雇了私家侦探招募Apotex的员工做线人,甚至还提出,可能会在谢尔曼的车里悄悄放一堆(非法的)药品。(对此,拜耳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从未要求员工或者外部服务机构通过违法的方式获取信息”,如有任何使用“不法方式”的行为,都是在公司不知情或未授权的情况下发生的。)  不过,也有很多生意人不择手段地跟他玩花招。谢尔曼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他跟一些在辉瑞公司(Pfizer)的高层那里肯定不受待见的人物一起搞些小生意。早年的一个例子是他想给一家游艇租赁公司投资,后来他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游艇,只是一家皮包公司;策划这桩生意的人后来因为欺诈被判刑。  后来,他成了NutritionforLifeInternational最大的股东,这是一家维生素类保健品多级营销机构,其吹鼓手凯文·特鲁多(KevinTrudeau)曾两次被判重罪,平常喜欢说大话,诸如“凭我在商界的经验,没什么问题是我不能解决的”之类。(凯文·特鲁多因推销《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减肥秘笈》(TheWeightLossCure“They”Don‘tWantYoutoKnowAbout)一书被定罪,目前正在美国监狱服刑。这本书里推销一些旁门左道的减肥秘方,比如每天只进食500卡路里热量的食物等等。)  在谢尔曼神秘去世前的那段时间,他还跟另一位曾被判刑的诈骗犯有过瓜葛。此人名叫肖恩·罗滕贝格(ShaunRootenberg),当时正在开发一种在线小游戏。谢尔曼同意投资,但他后来在法庭上称,他投的钱没了下落。肖恩·罗滕贝格  据法院文件显示,谢尔曼是通过马龙·戈特利布(MyronGottlieb)结识罗滕贝格的。戈特利布是Livent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一家戏剧制作公司,在加拿大最轰动的会计欺诈案中倒闭;戈特利布和罗滕贝格两人之前就是在监狱里认识的。马龙·戈特利布  此外,谢尔曼多年来跟多伦多一位名叫弗兰克·迪安吉洛(FrankD‘Angelo)的人私人交往和生意关系都很密切,迪安吉洛是一位名声不佳的餐饮业者,曾热衷推广能量饮料,还导演过二流影片。  谢尔曼的同事曾试图提醒他当心,但没什么效果。谢尔曼似乎很乐于迁就许多因为想从他的财富蛋糕上分走一块而对他献殷勤的人。“他总是看到别人最好的一面,”他的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多年好友说,“这么做未必总是好事。”  一方面,谢尔曼对于他觉得跟自己站在一边的人很仁厚,但同时,对于那些反对他的人,他在惩罚他们时也毫不手软。他是加拿大历史上涉案数量最多的诉讼当事人之一,有时候有50件案子同时在身,这些案子有许多对仿制药开发是必要的,也有许多并无必要。  有些时候,谢尔曼并不满足于只是打赢官司,即便对手是缺乏他所拥有的巨大财富的人。在他去世前那段时间,他跟舅舅路易斯·温特的子女之间的一场充满怨恨的官司正接近尾声。后者起诉称,谢尔曼藏匿了一份60年代签订的协议,那份协议赋予他们在Apotex拥有20%股份的权利。谢尔曼最后赢了官司,法官于12月6日判决温特的子女赔偿他30万加元(约合151万元)的诉讼费。就在谢尔曼和他妻子下葬后的第二天,他的律师提起上诉,要求拿到更多的赔偿。  铁一般的事实  2017年12月13日傍晚,哈尼·谢尔曼来到Apotex总部。这是一片低矮的办公房,被蓝绿色玻璃外墙包围着,位于多伦多郊区一条喧嚣的高速公路旁。按计划,她再过几天就要离开多伦多,前往位于佛罗里达的家庭度假别墅。巴里计划当月晚些时候去那里跟她会合。  这趟到Apotex总部来的目的对她而言比对她丈夫更重要:她要跟新房子的建造师们讨论一些事。建房地址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佛罗斯特山,加拿大商界精英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住在这里。巴里不是很想搬,但哈尼非常坚定地想在更靠近社交活动的地方设计一所梦想的家。他们新买的这块三角形地皮上原来的房子已经拆除,随时可以动工。  哈尼比巴里先回家,巴里经常在办公室呆到夜里。据一位了解相关情况的人士说,那天晚上,同事们收到了他发的例行邮件,是有关公司正在开发的一种药物。  当天夜里,公司没有人知道谢尔曼有什么动静,这多少有点不寻常,因为他夜里经常失眠。第二天他也没到办公室,这一天是周四,所以这即便不至于引发恐慌,但同样也很不正常。  谢尔曼只有一位已经工作多年的公司秘书,他没有随从,也拒绝雇保镖、司机或者私人助理,因此,除了他自己之外没人知道他的行踪。哈尼也是这样,当天没有人见到过她。  周五中午11:40,多伦多警方接到911报警电话。起初他们只报告说发现两名死者。当天晚些时候,安大略省一位部长才在推特(Twitter)上证实死者是谢尔曼夫妇。警方对聚集在老殖民地路50号门外雪地里的记者们说,没有发现有人强行进入房子的迹象,因此他们没有搜寻嫌疑人。到了周六,有加拿大媒体报道说,这起死亡案被作为疑似谋杀和自杀处理,下手的人是巴里·谢尔曼。  对于这一猜测,谢尔曼夫妇的四个子女(43岁的劳伦(Lauren)、35岁的乔纳森(Jonathon)、32岁的阿里克桑德拉(Alexandra)和27岁的凯琳(Kaelen))非常愤怒。他们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媒体上流传的谣言非常令人遗憾,其所说内容”与他们父母的性格“完全不符合”。他们敦促警方进行“彻底、细致和客观的刑事调查”。  认为谢尔曼会是凶手的想法的确听上去非常奇怪,尤其是考虑到体能因素。有些朋友气愤地嘲讽持此观点的人说,如果当时真的发生了谋杀然后自杀,那下手谋杀的更可能是对方,而不是谢尔曼。  几个子女聘请布莱恩·格林斯潘(BrianGreenspan)担任他们的律师。格林斯潘是多伦多一位声望很高的刑事辩护律师,曾为贾斯汀·比伯(JustinBieber)、娜奥美·坎贝尔(NaomiCampbel)等名人辩护,还有因为在美、加边境走私独角鲸长牙而入狱的原加拿大骑警。布莱恩·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召集了数名已经退休的警方探员展开单独调查,并开始公开反驳所谓事发期间无人闯进住宅的说法,他指出,即便房子的窗户和门锁都没有被破坏的痕迹,也不能说明谢尔曼夫妇死亡时没有外人在场。肯定还有其他方式进到房子里。这所住宅有九个入口,他们的朋友也说,以谢尔曼夫妇的惯例,如果有陌生人按门铃,他们会觉得打开前门没什么问题。  这所房子门外还有一个带锁的小箱子,里面可以放钥匙,以此方便没人在家的时候他们的房产经纪人也可以带人看房。整所房子唯一的监控摄像头安在泳池附近,这一点非常奇怪,不过,摄像头已经关闭了很长时间,也许有好几年了。  谢尔曼的家人还雇了一名病理学家,对尸体进行二次解剖。据一位了解相关情况的人士说,在调查员们看来最为重要的发现是,两位受害人的手腕上有很窄的印子,这表明,虽然现场没有看到捆绑,但他们的手在某个时候曾经被绑过。另一个奇怪的地方是,从巴里双腿交叉伸在身体前面的状态,很难看出自杀时会发生的剧烈移动。  上述知情人士说,私人调查员向警方通报了他们的结论——他们认为,谋杀然后自杀的解释说不通。在尸体被发现一个多月之后,警方正式表示赞同这个结论。  2018年1月26日,凶杀探员苏珊·戈梅斯(SusanGomes)告诉记者,警方已将此案列为“两起谋杀调查”,“哈尼和巴里·谢尔曼夫妇两人都是被害目标。”当问到警方根据什么作此推断时,戈梅斯拒绝作详细说明,只回答说是根据“6个星期的调查取证和对证据所作的评估”。  苏珊·戈梅斯  迄今为止,上述简短通报仍是多伦多警方有关此案的最新的、有实质内容的更新,即便是对一向口风很紧的加拿大警方来说,如此缄默也很不寻常。牵头调查此案的警探布兰登·普莱斯(BrandonPrice)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10月19日,一位70发言人对《彭博商业周刊》表示,多伦多警方没有新信息可以提供。  在这种消息真空的状态下,有关谢尔曼夫妇死因的推理就像《东方列车谋杀案》的故事里那样,人人都成了嫌疑犯。在仿制药行业40多年的历史上,谢尔曼让他的竞争对手付出了数十亿美元的代价。  同时,他与温特家表兄妹的不和也尽人皆知。不过,在许多人看来,更让人引发联想的是谢尔曼对不明智的金钱关系圈的态度,那种态度如果算不上着迷,至少是非常亲近。  硬汉先生  “他们是该死的罪犯,不折不扣的罪犯”,弗兰克·迪安吉洛对着电话那头说道。他很快挂断了电话,“该死的银行。都是黑帮。他们还说意大利人是黑帮。”  当时,我们坐在多伦多丽思卡尔顿酒店(Ritz-Carlton)意大利餐厅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背对着墙。迪安吉洛邀请我和他一起共进早午餐,谈谈他和谢尔曼之间的关系,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谢尔曼一直是他的主要金主。  弗兰克·迪安吉洛  他们俩几乎每天都会交谈,迪安吉洛是最后几个和他有过交流的Apotex外部人士之一,在谢尔曼夫妇的尸体被发现之前那个周二的深夜,他们还通过电话。据迪安吉洛回忆,这次通话只是一般的闲聊,内容再寻常不过了。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我的兄弟,”他说着,显然因为想到谢尔曼的死而哽咽。“而我辜负了他,因为我没能帮到他。我没能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赶到那里,硬汉先生(Mr.ToughGuy)。这让我感到崩溃。我甚至不能想象他当时的感受。”  一位侍者很快过来给他倒了一杯布鲁内洛葡萄酒,并提示他这种酒应该醒几分钟再喝。“醒个屁,”迪安吉洛一边说着,一边把酒杯举到嘴边。“我从小吃的奶里就有布鲁内洛和阿玛罗尼葡萄酒。”当时刚过11点半。  弗兰克·迪安吉洛  迪安吉洛穿着一件带有链条印花的绿色丝光衬衫,下摆没有塞进修身牛仔裤的裤腰里。在他的左耳上,一片稀疏的黑发下方,戴着一个单侧钻石耳环,他的两只手上都戴着粗大的戒指。  他点好了菜,侍者很快端来了一盘堆得高高的卡布里沙拉和一盘开胃菜,里面满是猪肉、鸭肉火腿、萨拉米香肠以及曼彻格和黑松露奶酪。然后又上了些葡萄酒。  这两个男人相识于2000年代初期。迪安吉洛当时在做果汁生意,他听说谢尔曼拥有一家非常先进的浓缩果汁厂并打算将其关掉。【谢尔曼是在正统派犹太教金融家史蒂芬·梅尼克(StephenMernick)的敦促下投资这家工厂的,梅尼克曾试图安排一笔交易,以6500万美元收购PTLClub——由吉姆(Jim)和塔米·费伊·巴克(TammyFayeBakker)创办的福音传道电视网络。】  迪安吉洛赶到Apotex去见谢尔曼,这位亿万富豪对这个最新的求购者产生了好感。谢尔曼没有简单地把这家果汁厂卖给他,而是提议合作,合作关系很快扩展到他拥有的一家小型啤酒厂,就在这家果汁厂旁边。刚开始,迪安吉洛试图寻找买家,能以不错的价格买下这家啤酒厂的设备,未能如愿之后,两人决定自己成为啤酒大亨。  谢尔曼很快成为迪安吉洛的主要金主和顾问,负责为他们的新啤酒品牌Steelback和其他产品进行积极的营销活动,包括一款名为CheetahPowerSurge的能量饮料。迪安吉洛的自我推销天赋让他成为加拿大小有名气的人物。  他亲自出演广告片,其中包括一次令人难忘的表演,在这个片子里,他鼓励本·约翰逊(加拿大短跑运动员,因使用类固醇药物被剥夺奥运会金牌)大声宣称:“我一直喝Cheetah!”他还和自己的乐队FrankD‘AngeloandtheSteelback2-4一起为加拿大橄榄球联盟(CanadianFootballLeague)的观众演奏国歌。  加拿大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  对于谢尔曼在Apotex的同事来说,这种友谊可能难以理解。前监管事务总监布鲁斯·克拉克(BruceClark)后来告诉我:“这种关系当中的某些东西会让你感到费解。有时候你走进公司,迪安吉洛就在巴里的办公室,门外还放着一箱Cheetah。想想看,你有一家全球性的制药公司,这栋大楼里全都是高科技业的杰出人士,而你却把这种能量饮料堆在过道里。”  弗兰克的这番折腾让他亏了很多钱,当他的公司D‘AngeloBrands于2007年申请破产保护的时候,它欠了谢尔曼超过1亿加元(约合5亿元)。谢尔曼获得了控制权,安排他的儿子去经营这家公司。但是他继续资助迪安吉洛的冒险事业,包括他的电影。  自2013年以来,迪安吉洛执导了八部电影,主要由谢尔曼出资。其中一部是2015年的《西西里的吸血鬼传说》(SicilianVampire),主演包括杰姆斯·卡安(JamesCaan)和达丽尔·汉纳(DarylHannah)。  迪安吉洛《西西里的吸血鬼传说》剧照  迪安吉洛在片中出演了一场压轴戏,他扮演的一个匪徒在被蝙蝠咬过之后变成了吸血鬼。【《环球邮报》(GlobeandMail)给出的一星评语说道:“在弗兰克的所有电影中,《西西里的吸血鬼传说》无疑是最具有弗兰克风格的。”】  正如迪安吉洛所形容的那样,电影对谢尔曼来说看起来是一种低风险投资:加拿大为电影制作提供很慷慨的税收优惠,只要有一部电影卖座(尽管不太可能),就能弥补十几部失败作品的损失。  即使是高调卷入官司,也没有动摇谢尔曼对他的忠实情感。2009年,迪安吉洛在一起性侵指控中被宣告无罪;几周之后,检察官指控他妨碍司法公正,声称他和一名警官串通,企图影响早先的审判。【这项指控最终被撤销;在加拿大最耸人听闻的一桩执法丑闻中,这位名叫迈克尔·鲁蒂利亚诺(MichaelRutigliano)的警官被控十几项与贪腐有关的罪名,然而最终都被撤销了。】迪安吉洛被指控妨碍司法公正  迪安吉洛说,他和其他人一样对谢尔曼之死感到困惑,而且他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弗兰克·迪安吉洛吗?”他模仿一位正在排查嫌犯的探员的口吻说道。“对弗兰克·迪安吉洛来说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谢尔曼死亡。”迪安吉洛说,谢尔曼是“我的财神爷,我的幸运草”。  主管探长普赖斯(Price)在2018年早些时候约谈过迪安吉洛。迪安吉洛称,他提的问题是“典型的胡说八道。我很确定他试图了解我的心理状态,看看我是否有理由撒谎。”迪安吉洛说,这位侦探“会走来走去,同样的问题问三四次,”然后当他的谈话对象指出这种重复时,他就故作惊讶。他们的提问当中包括“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你认为是谁干的?’我怎么会知道?你们才是警察啊。”  但是,和谢尔曼夫妇生活圈中的所有人一样,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用一种教父式的风格表达了出来。迪安吉洛说:“我认为是有人向巴里开出了一个他不能拒绝的条件,但是他拒绝了。”言下之意就是有人想要谢尔曼合作或者想要他的钱,或者二者都要,但是谢尔曼没有屈从。而“哈尼也必须得死,因为有人觉得她会碍事。”  我们开始吃甜品,配上更多的葡萄酒——已经是第二瓶了。“钱,”他说着,大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该死的钱。”  几分钟之后,我们一起走出了这间酒店。当我们准备分道扬镳的时候,迪安吉洛把我拉近一些。“好好写,我的朋友。如果不好好写,我会到伦敦找你。”  温特的故事  在谢尔曼去世的时候,最有理由和他对抗的人显然是跟他关系疏远的表弟克里·温特(KerryWinter)。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温特和他的兄弟姐妹——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雇用谢尔曼在EmpireLaboratories工作的路易斯·温特的孩子——都在和谢尔曼对簿公堂,声称他在收购Empire的时候隐瞒了一项条款,其中规定,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收购该公司20%的股份。  克里·温特  他们进一步主张,如果没有Empire作为基础,Apotex就不会存在——因此他们应该获得相同比例的Apotex股份,或者现金等价物。但随后法官驳回了他们的主张,认为谢尔曼行事正当,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条款,也随着Empire的出售而失效了。这项裁决宣布的时间和这起谋杀案非常接近,让牵涉其中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可疑——温特很明白这一点。  我首次和温特通话是在4月底,当时,我打电话问他能否在多伦多和我见面。他刚开始很热情,但当我后来试图跟他确认我们的约见时,他犹豫了。“有人告诉我,我是主要的嫌疑人,”他说话的时候几乎带着歉意,要求我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先去咨询一下自己的律师,然后再接受采访。  两天之后他给我发了电子邮件,建议我们在UnitedBakers共进午餐,这是一个开在犹太人聚居区的大食堂,专门提供让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感到慰藉的食物。他给了我地址,这完全没有必要——我在孩提时代就去过那里几十次,品尝那里的马铃薯薄煎饼和豌豆汤。  UnitedBakers  温特单独赴约,他身材修长,看上去比56岁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他穿着一件深蓝色马球衫和牛仔裤,外罩一件略微有点磨损的耐克风衣。他点了一份尼斯沙拉;我还是坚持最受欢迎的招牌菜,要了一盘熏鲑鱼和一个白吉饼。  温特告诉我,在谢尔曼出售Empire之后,他们四兄弟姐妹和这位表兄之间的来往中断了好多年。但他们在1988年重新取得联系的时候,克里沉迷于强效可卡因;他的兄弟达纳(Dana)也吸毒成瘾。对于身陷困境的亲戚,谢尔曼慷慨解囊,不但给支票,还出钱支持他们做生意的想法。  克里戒了毒,结了婚,干起了建造房屋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和谢尔曼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达纳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95年死于过量吸食海洛因。)这个过程涉及的资金数额非常巨大:据法庭文件显示,这些年仅克里一人就获得了大约800万加元(约合4036万元)的资助。  克里·温特  温特说,谢尔曼某种程度上代替了父亲的角色,填补了路易斯去世留下的空白。然而,最终,他和他的兄弟姐妹开始怀疑谢尔曼的动机。他们开始寻找出售Empire的文件,并确信谢尔曼亏欠他们很多很多。温特回忆道:“巴里·谢尔曼是在收买我。我开始恨他。”  温特兄弟在2007年首次对谢尔曼提起诉讼。谢尔曼猛烈反击,切断了对表兄弟的经济援助并提起反诉,要求收回他提供给他们的资金。温特说:“当我起诉他的时候,我让他心碎了。”(他和他的兄弟姐妹继续针对谢尔曼的财产提出诉讼请求,尽管他们的法律选择正在缩小。法院在2017年8月份驳回了一项上诉。)  温特承认:“我有很多机会和动机杀死巴里。”他一直在建筑工地当监理,在这些地方,“没有人盯着我。我不用打卡上下班。我想什么时候开始一天的工作就什么时候开始,我想离开就离开。我想什么时候吃午餐就什么时候吃。但我并没有这么做。这是事实。”  他说,2017年12月13日晚上,“我在观看《浴血黑帮》(PeakyBlinders)。我喜欢Netflix。我每周三去参加一次CocaineAnonymous戒毒互助会。”温特现在还是自由身,这一点表明,在今年早些时候,向他充分了解情况的警方接受了这个不在场证明。  他确信真正的罪魁祸首很显而易见:就是谢尔曼自己。他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我无法相信。他终于爆发了。”根据温特的讲述,谢尔曼夫妇的婚姻摇摇欲坠,他表兄和善的外表掩饰了内心的狂暴。温特说:“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天花板都会震动。”  他把自己对加拿大媒体说的话又对我重复了一遍——在20世纪90年代,据说谢尔曼的家庭生活很悲惨,曾经要求他帮忙杀死哈尼。温特说,谢尔曼曾经问他:“你能找人把她除掉吗?”他说,他的反应是不敢相信:“天哪!巴里居然要我找人谋杀他的妻子!”  然而,温特声称,在谢尔曼改变主意前,他最多只是要求一位有黑道关系的朋友帮忙安排一次袭击。(谢尔曼的子女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被温特的言论“深深地伤害,并感到震惊和愤怒”,他们称这番言论“极端无礼而且毫无根据”。)  温特声称,警方迫于谢尔曼继承人及其盟友的压力,放弃了最初的谋杀-自杀推断,展开了一场虚假的调查,以便让人们继续铭记这位广结善缘的慈善家被世人亏欠太多,就连死亡也不例外。  他说话时有时会带着一种阴谋论者强装镇定的紧张感,告诉我,他担心“他们”会阻止他跟我说话,也许会“给我戴上手铐,指控我谋杀谢尔曼夫妇”。当要表现他自认为的洞察力闪电爆发时,他有一个吸引人注意的打响指的爱好,手指前方,同时提高嗓门用假声说话。  不过,尽管温特带有可疑倾向,但他有一点说对了。让人很难理解的是,对于一群退役警员担任的侦探来说看起来都很明显的证据,为什么没有立即被现役警员以同样方式看待。谢尔曼家族无疑比普通人更容易接触到高官。在这对夫妇死亡后不久,谢尔曼子女对于自杀-谋杀可能性遭到泄露颇有微词,市长托里因为将这种不满转达给了警察局长(他的下属们适时地闭嘴了)而受到批评。  然而,温特的基本论点还是让人很难苟同:为了维护一位死去的亿万富翁的名声,一个繁忙大都市的警局居然在假装进行一项重大的谋杀调查。警方态度转变的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犯了错误,当然,他们并非故意犯错。  合伙人  谢尔曼只要醒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Apotex总部度过的。他的停车位紧挨着入口,入口是一个由超大字母A作为框架的对开大门,用暗灰色的钢材制成。Apotex总部  当我在6月访问这里时,这个停车位还是空的,被一个限制人流的金属围栏隔开了,里面装饰着几束鲜艳的花朵。走进一个狭窄中庭的底部,前台办公桌对面挂着一条长长的垂直条幅,上面印有谢尔曼的照片,他穿着一件绣有字母的实验室外套,面带自豪的微笑。  我来这里是为了见杰克·凯(JackKay),30多年来,他一直是谢尔曼的得力助手。他在2018年1月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他当时在谢尔曼原先的办公室工作,距离前台只有几步之遥。  Apotex的这位创始人很少丢弃文件,所以需要一个律师团队从堆积如山的法律诉状、专利申请以及曾经无处不在的潦草笔记当中筛选出有用的文件。现在这里整洁有序,整齐地摆放着几排文件,还有一个陈列纪念药瓶的架子。  我非常想以另外一种身份撰写这篇报道,所以在向凯提出采访请求的时候故意没有提及我的背景。不过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当我走进去的时候,他说:“你是巴里的儿子。我认识你父亲。”  凯和谢尔曼1999年合影  现年77岁的凯身材瘦小,留着短短的直立的白发,无论是外形还是性格都和谢尔曼相反。随着Apotex的成长,和他那位克己忘我的合伙人相比,他更热衷于享受物质成果。他的车就停在谢尔曼的车位旁边,是一辆牌照为APOKAY的最新款梅赛德斯跑车。  他原先的工作区也在谢尔曼的办公室旁边,中间隔着一个前厅,里面有一张实验室工作台,谢尔曼过去常在这里做配方试验。这两个男人有时候会以隔空喊话的方式来交流,下班后,他们会坐在一起进行友好的辩论,主题常常是宗教。凯赞同谢尔曼的无神论,但认为他的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这么尖锐强硬。  当谢尔曼夫妇遇害的时候,凯正在纽约观看安德烈·波切利(AndreaBocelli)的演出。他仍然感到震惊,对发生的一切持开放式猜想。  他说:“对于巴里从事的活动,我了解其中的99%,这些都不能让我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他们做了些什么,或者是巴里,或者是哈尼,或者是他们俩一起,激怒了某人,才让他们痛下杀手?”  他想知道,是不是“他曾经做出了某些承诺,然后又没有兑现,因为他做出承诺的对象没有履行自己那边的承诺。”也许,他继续说道,那个人“也曾对其他人做出过承诺,然后又做出过愤怒的反应。”  我问凯,他是否认为自己有朝一日会得知真相。他回答说:“不。只有一种可能性: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有人将在多伦多被定罪,在宣判的时候,他主动交代对这个案子知情。”这是唯一的可能。“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可能早就死了,”凯说,“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着他的照片,脑子里一片空白。”  对于凯来说,要恢复Apotex的正常秩序并不容易,不仅仅是因为谢尔曼已死。仿制药行业的许多公司都处在危机之中,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买家要求降价,另一方面,饥饿的竞争对手虎视眈眈,这些对手主要来自印度,正在迅速扩大市场份额。  谢尔曼从未接受过外来资本,他持有Apotex90%的股份——这些股份传给了他的子女,但他们都不在这个企业里工作。对自己的出身颇感自豪的谢尔曼坚持在高成本、高工资的加拿大生产产品,其国产化率要远高于那些比较理性的企业主所认同的水平。  Apotex超过一半的产品产自多伦多及周边地区,这是北美物价最高的城市之一。有些是在Apotex总部周围的一排工厂生产出来的;更多的产自总部以西数英里处的一栋庞大的米色混凝土建筑,占据了一个城市街区的大部分空间,每年生产90亿颗药丸。  凯告诉我,眼下,他正在努力打理谢尔曼的遗产,“在遗产受益者决定他们要怎么做之前让公司继续正常运转”。许多医药界人士预计,这个决定将是出售Apotex,或者是卖给某位竞争对手,或者是卖给精于削减成本的私募股权投资者。该公请了顾问,规范其财务记录以及精简业务。  凯说,即使谢尔曼还活着,“最终的计划也是要卖掉公司,我们会把公司卖给愿意把工作岗位留在加拿大的买家。我们会选择收取较低的价格来换取适当的保证”——至少能有几年的保证。“你总不能在坟墓里指挥别人吧。”  无处不在的印迹  谢尔曼夫妇在多伦多留下了无处不在的幽灵般的印迹。  有一天我在多伦多市中心,来到了该市最大的美术馆——安大略美术馆(ArtGalleryofOntario),想看看抽象派画家琼·米切尔(JoanMitchell)和让-保罗·里奥佩勒(Jean-PaulRiopelle)的作品展。进入第一个展厅,我在检票员头顶上方的墙壁上看到了一行银色的文字:“哈尼&巴里·谢尔曼画廊”。后来,在联合劝募协会(UnitedWay)的一次活动上,我看到他们的名字排在一张大额捐赠者名单的最前面。  在这座城市的北部边界附近,一架起重机高耸在ShermanCampus,这是一个很大的犹太人社区中心,正在进行大面积翻修。这对夫妇被安葬在附近的一个公墓里,两旁是混凝土结构的公寓大楼和一个高压输电走廊。我到访的那一天阳光灿烂,狂风大作,空气中还有一丝冬日的气息。由于没有明显的名录指示牌,我向一位场地管理员求助。他马上就知道该往哪边走。  他们俩人的墓在一个比较远的区域,所以他就用他的绿色割草机载了我一程,中途经过的墓碑上刻着舍恩巴赫(Schoenbach)、莱维(Levy)、里特尔(Ritter)和卡恩(Kahn)之类的名字。犹太人家庭常常要等待一年时间才会竖立墓碑。谢尔曼夫妇的坟墓上只有两块由殡仪馆提供的塑料牌:巴里在左边,哈尼在右边。在两座墓之间的草地上,有人留下了几支白色兰花。  悼念者在谢尔曼家门前  看起来有人因为谋杀这对夫妇而被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警方或私家侦探在调查方面都没有什么进展的苗头;据一位与谢尔曼家族关系密切的人士称,警方近期公布的最新情况往往涵盖了没有用的线索。  谢尔曼对周围人的生活有着不同寻常的重大影响:对迪安吉洛来说,谢尔曼是一个慷慨的赞助者,不计较他的错误;对温特来说,他是一个泄愤目标;对凯来说,他是一个合伙人和密友。  他们所有人,以及巴里和哈尼曾经活跃参与的整个社区,可能将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永远也无法得知2017年12月在老殖民地路50号发生了什么——这个故事的结尾只有它的作者知道。  谢尔曼夫妇一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掌控了自己的未来,直到他们无法掌控的这一刻,在这个时候,围绕在两个杰出生命周围的防护罩突然之间令人惊恐地变得这么容易被穿透。  文章来源:商业周刊中文版免责声明:自媒体综合提供的内容均源自自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并获许可。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新浪立场。若内容涉及投资建议,仅供参考勿作为投资依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责任编辑: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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